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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娱乐场保证障·沈阳没有风 | YiMagazine
作者:未知    点击数:2779    更新时间:2020-01-11 15:28:25

澳门娱乐场保证障·沈阳没有风 | YiMagazine

澳门娱乐场保证障,东北衰退不是新话题。我们在城市特刊里选择写沈阳,本是希望能去现场找到一些新故事,最好是和传闻相反的故事。然而没有。本文记录了几个年轻人感受到的沈阳,当城市陷入某种无解,那么接下来重要的就只能是如何自我改变。

记者 / 吴洋洋

编辑 / 陈 锐

浑河是沈阳的城市分界线。

像中国现今所有城市都热衷的新城开发一样,在这条古称“沈水”的河流以南(依“山南水北为阳”,沈阳得名于沈水之北),浑南新区代表城市的新面孔:由电梯房构成的门禁卡小区,地产商在河岸修建的酒店、住宅、购物中心连在一起的综合体,以及面积高达14万平方米的新型体育场等。

浑河分隔着新旧沈阳。

进入新世纪后没几年,除了年纪大到足不出户的老年人,中年夫妻和成家后的年轻人大多搬去了浑南这样的新城。

香港开发商新世界1990年代在沈阳拿地的时候,看上的也是浑河北岸的一块土地。但到2018年购物中心k11建成开业时,这个主打年轻人消费的购物中心的大门还是朝向了浑河以南的方向。现在,从浑南开车通过跨河大桥进入老城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忽略左前方树立的k11大招牌。

沈阳k11是全国最大的k11。

但即便是这个年轻人和新商业更多的新区,依然有点冷清。周末,路边的连锁餐馆很难坐满人,共享单车的数量也不多。k11开业1年了,住在浑南的80后张旭一次没去过。这个26万平方米的商场是全国最大的k11,但它在各地都奏效的“商业+艺术”路线,放在沈阳似乎有点气质违和。

老城区的人就更少了。

“媒体说东北衰落说了很多年,但那时候(指2014年左右),大街上的生活没什么变化。直到这两年,连锁商业撤出,之前很多店面会开到11点,现在八九点就打烊。”潘赫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老城区西塔附近,这里是沈阳朝鲜族聚集地,也有美食商业街。

潘赫在沈阳市中心有套房子。房子位置很好,前面是万象城,旁边是鲁迅美术学院。租金也不高,73平方米的三居室每月只要1200元。但一年当中,这套房总有几个月是租不出去的。

房型的确是有点古怪,进门中间是一个窄窄的过道,左边第一个位置是卫生间;往前走,左边厨房,右边卧室;再往前,左右各有一个卧室。整个结构像个少一条腿的“非”字。没有客厅。

潘赫听说这种房型是“苏联发明的”。1970年代至1990年代,为了让更多人住上楼房,沈阳在现在的二环以内修建了数万套这样的7层住宅,特点是只能居住,不方便起居。

而且这样的老房子1平方米只能卖到4000元,因为没人认为这些资产有未来:由于高度强调居住功能,房屋的所有墙都是承重墙。后来沈阳从工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可以通过改造沈阳市中心的住宅区一楼做成什么临街生意。

市中心的老居民要想买东西,只能去专门规划的两条商业街。“人们喜欢住在市中心,因为市中心有发达的商业,但沈阳市中心没有形成这样的商业形态,也没有活跃的夜市。”潘赫说。同样因为不具吸引力,发生在其他城市老城区的“城市更新”浪潮在沈阳并没有出现。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阜新二街的万顺啤酒屋,因沈阳作家郑执的小说《仙症》走红,当地人称穷鬼乐园。

年轻人变少,不只是因为他们搬去了郊区和南边的新区,其中一部分还搬去了真正的南方。

在廖京凡的记忆里,2009年是个转折。那一年,沈阳至北京的动车开通,全程最快不超过5小时,他注意到“开始有去北京上班的迁徙一族,工作日去北京上班,周末回沈阳”。

“他们看中的无非是薪水。同样是写程序,以前只能拿到七八千(元),那边给一两万(元),人全跑了。沈阳本地的一些软件企业就(因此)死掉了。”廖京凡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他手下也曾有两三个人,如今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四川做了p2p和区块链。

廖京凡出生于1981年,是沈阳一家国有重工业企业的中层干部,工作内容主要是为工厂的生产流程开发信息化软件。从2012年回沈阳加入这家公司,他的薪水就没有变过——1万元,这差不多也是沈阳所有国企开给中层管理者的工资水平。

新入职的员工能拿到的就更少了。廖京凡手下新员工的到手工资是一千七八百块钱,相当于如果某天迟到了打车来回花100元的话,就把两天的收入全花出去了。拿着这样的薪水,职场新人就算想买一杯星巴克也不那么容易。

2004年,廖京凡还不觉得南方与北方在经济上的地域差异有那么大。

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为完成帮客户开发c2m系统的项目,他跟随一位台湾老板在东莞工作过两年。“那个时候每天晚上还是用msn这种方式来沟通……我去深圳的时候才第一次看见淘宝的广告。”廖京凡说,他当时手下管理着二三十个人,薪水也只有三四千元,跟在沈阳差不多。

廖京凡觉得当时的东莞“治安不好”,而且他受不了南方城市尤其深圳的超市,“那里人都是拿完东西就走。连一句开开玩笑的话都没有,但是东北的超市是全家人一起逛的,带着老人还有孩子。”

廖京凡感觉南方城市没有人情味和归属感,2012年,他回了沈阳工作。

但回到沈阳之后的七八年间,廖京凡感受到沈阳与南方城市的差距快速拉开了——从薪水到就业机会,以及生活方式。

沈阳1905创意园由北方重工沈重集团的二金工车间改建而成,是铁西重工业文化产业的象征。

2015年,他所在的企业从重工业聚集的铁西区搬去了沈阳城西的新产业园,公司更换了生产设备,还开始推动从依赖工人个人能力的粗放式生产向提供数字化系统辅助决策的精细化生产转型。

过去粗放式生产带来的问题是,要么因为产品粗糙在市场上卖不出高价,要么工厂在后期要花更多时间和工序去修正之前的产品,两种结果都会降低公司的利润率。

廖京凡的核心工作就是带团队通过智能化生产系统调度生产流程和优化工艺参数,但转型要真正推动起来太不容易。生产流程和工艺参数来自于“工厂老师傅的脑子、笔记本以及电脑文件夹”,这套系统上线后,新的工艺流程要沉淀到生产中才能体现优势。这需要一段时间,也意味着生产流程的波动,而它与一线工人的意愿很可能是相反的。

2012年,招募廖京凡进入公司的那位领导支持这种改革。在信息自动化之外,他还将产品线拆成各个事业部,令它们自付盈亏。刚扛过一些人的反对,让大家开始接受新的管理模式,这位“改革者”就因所谓的腐败问题被调走了。继任者的管理方式是“稳定为上”,一切又被打回原形。

转型被叫停的时候,廖京凡所在公司的毛利率已经降到了连5%都不到,如果计算净利率的话就是负值。但类似的产品,国外的竞争者能卖出3至5倍的价格——除了精细化生产,他们还胜在“工业设计”。

廖京凡公司周边的国企状况都差不多。这些国企的所谓改革更多是形式上的,无论企业性质还是生产方式,都没有本质改变。但眼下,重组可能是这些重工业企业唯一的希望,“年轻人希望改变。”廖京凡说,这也是沈阳市的数家国企最近两年都在推动的解决方案:通过重组,让国企变成私企或者混合所有制公司。已经在操作中的还包括沈阳机床集团和东北制药。

他所在的公司很可能会是下一个。但谁也无法预估重组的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因为“你能赚钱的时候不能给别人,不能赚钱的时候别人可能也不要。”

廖京凡因此开始考虑再次离开沈阳。他在意的并不是薪水,而是他在沈阳也许找不到可以让他继续坚持的制造业信息化系统的工作。“民营公司的老板可能更愿意买单。”但他迄今没有找到可选项——在沈阳,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营技术公司。bat、华为等公司在沈阳的分公司,主要职能也是销售而非研发。

互联网席卷中国城市的十多年间,从电子商务到外卖、共享出行、短视频、游戏、金融和社交,这些浪潮一遍又一遍地重构了多个城市的商业结构,但几乎每次,沈阳都不在浪潮里,没有诞生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没有成功的独角兽,甚至成规模的创业公司都没有。

但沈阳以另一种方式蹭上了互联网红利。

2018年的中秋节,来自广州的yy直播把它的年度粉丝嘉年华放在了沈阳的k11举行。当天,“商场内外都在直播。”一位参与活动组织的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杂志称,近百名当地“播主”围绕着k11的广场、内部艺术品、甚至餐厅同时直播,手机屏幕的另一端是平时就关注他们的数万粉丝。

yy直播选择沈阳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它的最大“播主产地”。其实不止yy直播,抖音、快手等凡是与短视频、直播相关的平台,最大主播来源都是东北。

包括沈阳在内的东北贡献了中国最多的直播主播。

在一份名为“2017中国城市网络主播数量排行榜”的排名中,沈阳、长春和哈尔滨都进入了前10名。

沈阳火车站附近的南五马路上,挂有“××文化传播”招牌的公司多数做的都是这样的直播网红经纪生意。吕日阳的公司是其中之一。

“大家就觉得东北话特别好玩,有时候我播的时候,大伙就说你多说点东北话……”吕日阳说。他不清楚“外地人”为什么喜欢听东北话,但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在语言上的优势。每次到外地一开口讲话,周围人就发笑,还要一遍又一遍地模仿他说话,边学边笑。

吕日阳播主出身,如今是一个签约了30名主播的直播公司老板。

一开始,吕日阳只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录播一些短视频,拍摄和女朋友表演的“cp短剧”。2017年,他看上“有带货能力”的直播,还租了办公室,签约了30位播主,经营起一个网红经纪公司。

吕日阳把播主类型分为5种:健身、美妆、美食、母婴玩具、搞笑段子,并认为东北播主擅长的是最后一种。

他签约的播主多数也都在沈阳。其中一位是鲁迅美术学院的保安,他会在直播中展现自己的生活日常,包括日常玩摄影、穿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玩“学猫叫”——这是一首一般只有90后或00后女生喜欢的网络歌曲。吕日阳认为这是东北人的另一种优势,“解放天性”。“直播就是‘带节奏’,要可以在镜头前不压抑自己声音地喊出来,比如‘喊麦’,可能是东北冬天太冷了,冬天要跟屋外的人交流,都要用喊的,而且要快。”吕日阳说。

他大学学的是播音与主持专业,现在很满意自己的工作。通过在直播中促销一些剃须刀、洗发水、茶叶和蜂蜜,他可以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拿到每月两三万元的收入。

距离吕日阳公司只有几百米的购物中心印象城也看上了直播,正准备把其中一层楼拿出来做直播播主的工作间,用以挽救不景气的实体零售。

“没错,沈阳有很多直播播主,但它跟直播平台是两回事。”廖京凡说。

2015年,中国很多城市都流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在东北,在沈阳,基于市场的创业尝试几乎没有。“东北搞这个东西,就变成了稍微大一点的国企拿一笔钱出来做一些东西,而且他们通常只会给第一笔钱,或者对一些科研项目给出启动资金,还是技术研究的思路。”廖京凡说。

李大为2016年离开机器人公司新松,创业做3d打印。创业之初,当地政府承诺给他创业补贴。但这笔钱他至今没有拿到。现在,他的办公室和切割、打印的车间在位于浑南区的同一个废旧厂房里。

市场上也几乎找不到风险投资。“政府资本对市场资本有示范效应。政府资金无法兑现之后,来自外部的市场投资也离场了。”潘赫说。根据他提供的消息,2018年,沈阳只有一个区发不出工资,今年有好几个区发不出工资了。

而且,创业意味着创业者自身要敢冒险,但廖京凡说他身边有过创业意图的人都有很强的“自我审查”,他曾经有个同事准备在沈阳做一个直播平台,但那人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文娱部门会不会让他干、税务查不查、工商查不查……去学校推广,也担心学校会不会反对。最后结果是没做。

即便有人想出了大的idea,也会去南方,而不是在沈阳当地创业。“在沈阳,你会觉得有一个圈画在那里。这个圈是谁画的?还真的不知道。”廖京凡说。

在沈阳一家民营商业地产公司市场部工作的李瑞晨同样感觉到了职业瓶颈。5年前,她因父亲生病从北京回到沈阳。5年过去,父亲身体稳定,再出去的想法就又跑出来了。

“在沈阳,这个商业地产项目已经是你可以得到最好锻炼的地方了。但是继续做下去,一眼都能望到头。”她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她想去优衣库、星巴克之类的零售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既有门店、又有运营不错的线上渠道,后者是她尤其想尝试的。

不过和廖京凡面临的问题一样,李瑞晨看中的这些公司在沈阳只有销售部门。所有的职能性部门不是在上海就在北京。

“沈阳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不多,都是各个行业的最底端在这里。”潘赫说,这也是他2014年从法国留学4年回来后没有在沈阳找工作的原因之一。

以新松为代表的智能制造可能是沈阳目前最接近当代商业浪潮的产业。新松是目前全球市值第三的机器人公司,前两名分别是瑞士的abb和日本的fanuc。它们共同的明星产品是用于提高工厂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机械手臂。

新松诞生在沈阳有历史原因。它的前身是1980年代设立于沈阳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在距离老总部15分钟车程的地方,新松现在建成投产了第三期生产车间。

看起来,新松在沈阳的基地越来越大,但实际上它对沈阳的依赖度越来越小。以机械手臂为例,其零部件采购基本不依赖本地,尤其核心零部件——比如伺服电机来自日本,控制器和减速机也需要进口。

新松的主要订单也都在南方。根据李大为提供的数据,这个比例达到80%。除了汽车业,它的主要客户是包括3c电子、食品、药品等在内的轻工业企业,这类公司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包括沈阳在内的东北已没有多少轻工产业。

唯一可以吸引新松留在沈阳的,可能是“工程师红利”。在上海需要3万元才能聘请到的工程师,在沈阳,大概只用1万元。新松市场部员工杨梦告诉《第一财经》杂志,目前有3/4的工程师都在沈阳。

机器人产品仍在快速迭代中,但市场的新需求都更依赖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不是制造能力。因此,新松已把涉及前沿的研发部门南迁,将国际研发中心设在上海。那里还有可以就近承接订单的工厂和交付中心,它实际是个国际总部。

创业之后,李大为的客户也主要在长三角。紧跟新松的步伐,他下一步也要在长三角建立一个团队。他在当地设厂的任务可能比新松还要紧迫,因为他所从事的3d打印业务的成熟度非常依赖订单的多样化。“你打印过的产品类型越丰富,越能理解不同材料、形状的打印需要怎样的参数。”李大为说,只有靠近市场所在地,他才能缩短学习曲线,以及减小与前线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

潘赫不打算离开沈阳。对他来说,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是他观察中国城市的一个样本。他在老城区一栋民房的一楼开了一间小书店,名字叫“失败书店”,提供关于城市变迁、人的生活等他认为城市青年应该知道的先锋思想。“思辨性才是这座城市需要的。”潘赫说。

潘赫的失败书店,提供他认为的先锋思想。

把老房子当出租房后,他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城市东边的另一片新城区生活,一年中他大半时间都待在沈阳,做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

他说自己目前还没有适应得很好,因为感觉到熟悉的千篇一律,“都是格子间”,“缺乏生活的细节,也缺乏多样性”。但他认为互联网仍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沈阳的地域局限,“如果没有互联网使人可以远程工作,代写论文、做翻译、平面设计、写代码……东北的年轻人还要再少一半。”

潘赫开玩笑说自己更加期待的是“朝鲜改革开放”,那样沈阳和辽宁就会变成一个四面通达的地方,变成一个出口。而现在的东北怎么看离所有的中心都太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廖京凡、李瑞晨为化名)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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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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